疫苗打不打？後遺症與行政救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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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發佈：2018-06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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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作者：協弈法律編輯部-小仲
近來，北部一名國中女學生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後，全身嚴重痠痛，父親遍尋醫生卻仍無法找出病因，憤而向衛服部提出告訴，衛服部認為該女童有幼兒型多發性關節炎，但這應該與疫苗無關，然而亦有醫師認為此疑似為接種疫苗之後遺症。
該類案例其實在日本、英國、西班牙等國都各有數百起案例，在全球醫療界引起不小震撼，但衛服部卻在最近決議將擴大HPV疫苗政策，所有國一女生將可全面免費施打，這不禁讓人質疑衛服部的決定是否合理。
另外，幾年前有一名高中生於接種H1N1疫苗後，眼睛與臉部腫大，經診斷後確診為急性散在性腦脊髓炎（簡稱ADEM），經施打類固醇等相關治療後，仍引發敗血症而不治身亡，經過纏訟多年後，最高行政法院已於去年駁回衛福部之上訴，判命衛福部應補償高中生之父母。（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55 號判決）
至於此類案件如何提起救濟？
此類事件乃是衛福部之預防接種政策，並授權給醫療機構協助施打疫苗，涉及公權力之行使，故屬於行政訴訟事件，並非一般民事事件；
接下來，受害人應依據〈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〉第9條規定，填具申請書後向接種地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；
倘若該申請被駁回或是不滿補償金額過低者，應向主管機關（衛福部）之上級（行政院）提起訴願（類推適用訴願法第2條），若仍未獲救濟則可以衛福部為被告，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課與義務訴訟（行政訴訟法第5條2項），請求衛福部做成特定補償金額之補償處分。
本類型案件有關於行政爭訟的法律問題並不複雜，困難的在於：如何證明被害人的損害是因為接種疫苗。
第一層次的問題，是否應由行政機關負擔舉證責任？
補償是否成立，必須證明被害人的損害確實為接種疫苗所生，也就是因果關係必須要能夠被舉證成立。但是，被害人通常不具有醫療專業背景，與衛福部之專業人員有知識上的不平等落差，且縱然被害人具有醫療專業知識，疫苗之生產、使用、保存等事項，皆為衛福部或其配合廠商所負責，無法期待被害人可以取得該類事項的相關文件、證明，在資訊亦有不平等落差。
在上述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中，法院認為：「接種疫苗之選擇、獲得、保存及接種方式，以及安全評估，均在行政機關與施打者之掌控範圍，請求權人即受害者居於不平等的證據地位，若將證責任分配予受害人，乃『依情形顯失公平』，故而由行政機關負責舉證。」也就是說，法院也認為應當由行政機關來負擔舉證責任，方屬公平。
第二層次的問題則是，因果關係要被證明到甚麼程度，才能核發補償金予受害人？
在流行病學的理論中，我們無法斷言 / 百分之百地說就是因為這個疫苗的接種，導致受害人損害甚至死亡，所以，通常都會使用蓋然率來表示這其中的因果關係究竟有多「強」。那究竟要70%、50%，還是20%的蓋然率，才能肯認受害人就是因為疫苗才導致損害？顯而易見的，倘若要求蓋然率越低，那麼受害人就越容易得到補償，換言之，意味著補償的認定越寬鬆。
在日本的學理上，多認為只要是「有懷疑」即可認為有因果關係；而我國的預防接種受害補償辦法規定，只要是「無法排除」疫苗與損害之間的關聯性，就認為有因果關係，也就是說，是採取相當寬鬆大約是20%蓋然率的認定。
總和上述兩層次，法院可要求「行政機關」必須舉證證明「可以排除」疫苗與損害之間的關聯性，否則應該認定疫苗與損害之間具因果關係，而應給予補償。
本類案件涉及到深刻的訴訟法理，筆者盡量扼要說明。而上述最高法院之裁判，寬認補償的發放，以及課與行政機關（衛福部）舉證責任，甚至一改以往完全遵循補償發放審議小組意見的態度，而積極調查案例事實，並認為審議小組有認定事實上的錯誤，進而駁回上訴，值得讚佩。
國家公共衛生政策中，因事涉高度醫療專業，法律人往往不敢「撈過界」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，任何國家政策都是公權力的展現，法律人仍應該勇於擔當守門人的腳色。近年來疫苗後遺症的案件逐漸浮上檯面，我國公衛政策以及後續補償與救濟如何發展，有待各界繼續關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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